精神健康与「拚经济」:什幺样的环境让忧郁症无人可免疫?

作者: 时间:2020-07-29数字媒体462人已围观

忧郁的措辞

2018下半年,陆续传出各界重要人士离世的消息,其中有些名人以自己的方式结束生命。令人感到遗憾之余,也不免引人思考:是什幺样的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

几天前,苏冠宾教授的文章〈没有人可以免疫的忧郁症〉,从这些名人自杀离世的消息谈起,强调「忧郁症是大脑的疾病,就像是癌症或心脏病,没有人可以免疫」。

苏教授以「没有人可以免疫」的措辞,提醒各界:忧郁症是个必须被重视的现象。文章的后半段,以德国的多元身心治疗为例,凸显台湾健保制度对精神医疗的限制,如何导致整合性的治疗窒碍难行。

健保制度影响了忧郁症的治疗模式,进一步创造了苏教授所言的「恶性医疗促销」空间,这应是不少体制内医疗工作者的共同心声,也非常值得相关单位重视。

忧郁症的影响广泛,因此,有好的治疗模式非常重要。这是苏教授文章中相当实际的呼吁。除此之外,个人认为苏教授的文章中,还有一些值得再探讨的面向。

台湾研究的国际启示:国家发展拚什幺?

若以「没有人可以免疫」来形容忧郁症的重要性,不免让人想追问,忧郁症的「病原体」是什幺?又是什幺样的环境孕育了这些病原?苏教授的文章虽然没有深入探讨这个面向,但文中提及国际期刊《刺胳针》(The Lancet)刊登的台湾研究,事实上是重要的一条线索。

如苏教授所说,这篇由台湾中研院团队发表的研究指出:常见精神疾患(common mental disorders)的盛行率在20年间(1990-2010)成长了近两倍;更重要的是,这个成长的趋势是与失业率、离婚率、自杀死亡率亦步亦趋的。台湾研究团队对此结果的解读是:「在经济与劳动市场变动的时代中,医疗与社会面向的预防措施都是重要的。」

这样的研究与解读,刊登在国际期刊上,某种程度也让世界「看见台湾」。两位国外学者以〈关于国家的发展:我们能从台湾学到什幺?〉(The progress of nations: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aiwan)为题写了一篇评论,他们认为台湾的例子凸显了:国家的发展如果只注意经济指标,很可能遗漏了在精神健康方面付出的代价。国家发展到底要发展什幺?是要拚经济?还是要拚健康、拚幸福?这是台湾这篇研究引申出的重要问题。

忧郁与经济的缠绕

一个人在拚经济的同时,因此牺牲了精神健康——这可能是每位精神科医师都见证过的故事。精神健康出问题后,又必须面临工作中断的忧虑,决定是否付出费用与时间接受治疗。如苏教授文章中提到的,不同的治疗所需的费用与时间成本又不同,这导致某些经济最弱势的族群持续陷在忧郁与经济的双重缠扰之中。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思考,向国家争取更多元且有效的治疗给付,应可让更多人有机会得到整合式的照顾。只不过,国家健康体系(给付制度)的背后,也仍然是经济的计算与考量,很可能在政策与国家的层次上,这样的理想又再次碰上了「钱不够用」、「该给谁用」的问题。

无论在个人、家庭、或国家的层次上,经济与健康的问题都密不可分,不断循环缠绕着。也因此,当台湾社会热烈在讨论经济发展、资源分配的同时,恐怕也要将那总是被牵动的精神健康议题,一併考虑进来。否则,很可能如中研院研究所预示的:拚了经济,失了健康,然后又得找来更多的经费挽回这些逝去的健康。 

什幺环境让忧郁无可免疫?

事实上,在同一个环境下的个人与家庭,彼此之间势必存在着某些差异,而这也是部分研究试着解开的谜题:何以在同样的环境下,某些人会受症状困扰,而某些人却不会。但另一方面,就如同「忧郁症没有人可免疫」所暗示的,在同样的环境下,一起生活的人们其实面临着同样的挑战。所以,若以公共卫生的角度来思考,找出环境中引起忧郁症的因子并且尝试改善它,理应会让最多人得益,也更符合某种「健康经济」的效益。

因此,在各种环境、科技与社会议题之中,同步思考到这些议题对精神健康的影响,应是相当重要的尝试。举例而言,在近年来的性别平权与同婚议题中,无论是来自精神医学界的内部或外部,皆有人提及此议题对于精神健康的重要性。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会为此发表声明,有精神科医师共同发起连署,在公投结果出炉之后,也仍持续关注平权议题与精神健康的关係。这便是一个社会议题与精神健康产生交集的例子。

在此之外,其实仍有许多议题值得加入精神健康的权衡。举些精神科医师在诊间时常遇见的例子:碰上因身体或情绪劳动而受苦的个案时,劳动法规与合理工时便是重要议题,精神科医师可以在相关政策上表达立场;碰上为孩子的游戏/网路成瘾而苦恼的家长时,除了给予治疗的建议之外,精神科医师也可以进一步关心科技的发展是如何影响了自己与下一代的精神健康。

重视疾病治疗的模式以外,各界若有机会同步注意:什幺样的环境变动与政策会影响精神健康?又能一起做些什幺来因应这些变动?应有机会让看似「无可免疫」环境风险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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